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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风文苑
衡阳的精神元素
2017-12-26 16:07 来源:中国纪检监察报 

 

衡阳位于蜿蜒千里的湘江中游、五岳独秀的衡山之南,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,相传“北雁南飞,至此歇翅停回”,故又雅称“雁城”。衡阳拥有2000多年文字可考的历史,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。“六经责我开生面,七尺从天乞活埋”的船山思想,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的濂溪精神,“不要钱、不要官、不要命”的玉麟风骨,“做老实人、办扎实事”的元帅德行,彰显着衡阳最有地域特性的“精神元素”,代表着衡阳最独特的“精神标识”,在衡阳人的血脉中一直流淌,锤炼成一种性格、一种魂魄,激励一代又一代衡阳人奋勇前行,生生不息。

周敦颐:濂溪一脉,湘水余波

蒸水河畔,拓里桥东,沿着蒸水风光带步行不远,可见“濂溪文化园”静静伫立,环境清幽。进到园内,门口牌匾上书“濂溪第二故里”六字,两侧则是“吾道南来,原是濂溪一脉;大江东去,无非湘水余波”楹联,迎面摆放展现周敦颐与郑向“甥舅情”的雕塑。这便是衡阳为纪念理学鼻祖周敦颐修建的纪念园。

周敦颐(1017年—1073年),字茂叔,谥号元公,道州营道(今湖南道县)人,北宋思想家、理学家、哲学家、文学家,理学鼻祖,称“周子”。著有《太极图说》《通书》,开宋明理学之先河,《爱莲说》千百年来被世人传颂。

周敦颐幼年丧父,随母来衡阳投靠舅父龙图阁直学士郑向。他聪慧仁孝,深得郑公喜爱,郑公视甥如子,按郑家敦字辈取名入籍,并亲自为甥授课督学,全力加以培植。此间周敦颐一直在衡阳读书成长,直到郑向任两浙转运使疏蒜山漕河才随母同迁润州丹徒县。

周敦颐从小天资聪颖,读书勤奋刻苦,又特别喜爱西湖胜景,对白莲情有独钟。于是,郑向在凤凰山庄宅前西湖池畔“构亭”(即爱莲亭)植莲。当时的西湖,地处郡城西关望湖门至安西门之间城外,因西湖塘而得名。“汪洋千顷,足称伟观”。湖中遍生野莲。每年夏六月始花,一般盛于月中。若三五之夜,恰雨后云霁,白莲受天地雨露滋润,竞相怒放,是时,月华如昼,花月交辉,满湖缟素,如皑皑白雪覆地。

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,为少年时期的周敦颐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和创作空间,开启了这位理学鼻祖的心灵之窗,此后周敦颐每到一地为官,都要在治所左上侧旁凿池种莲,并且莲池均称“爱莲池”,又在池上兴建“爱莲亭”,“以爱莲名其居之堂”示民警己。

周敦颐出仕后多次回衡阳讲学、探旧、访友。30岁那年,他再次回到衡阳,在凤凰山舅父郑向的旧宅旁,建起“濂溪书院”,在此讲学授徒。

周敦颐谢世后,衡阳人把对周子的敬仰、缅怀之情扎根于心底,在只有数万人的衡州郡城(今衡阳市区)先后修建了五座规模宏大的纪念祭祀周子的专祠。此外,还保留了周子读书地、郑氏私学,后名周公馆,又名濂溪别墅、爱莲亭。纪念设施规模之宏大,数量之多,遍及城外半个衡阳城。

王船山:六经责我开生面

衡阳县曲兰镇湘西村菜塘弯,地处湘江之西、蒸水左岸,背靠石船山,湘西草堂坐落于此。草堂依山而建,单门独院,白墙黑瓦,院内茂林修竹,绿荫如盖。300多年前,蓄着长发、脚著木屐、头顶大伞的王船山,在此潜修17年,发愤著述,终老于斯,写下《读通鉴论》《宋论》等320余卷、八百余万字的辉煌巨著,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叹为观止的文化遗产。

王船山(1619年—1692年),名夫之,字而农,号姜斋,湖广衡州府衡阳县(今湖南衡阳)人。晚年隐居石船山附近达32年,时人因而称其为船山先生。他与顾炎武、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,因在哲学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学、史学、法学、军事、天文、地理等方面均有建树,学者们称其为“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”“东方黑格尔”。

王船山4岁发蒙,7岁读完《十三经》,10岁读《五经经义》及古代哲学和史学典籍,12岁能吟诗作对,通晓文辞,以文会友,崭露头角。14岁考中秀才,入衡州府学。24岁赴武昌参加湖广乡试,中第五名举人。翌年,他北上参加会试,由于农民军起义,狼烟四起、时局大乱,科考之路戛然而止。之后清兵南下,王船山二兄、叔父、父亲均死于战火。

清顺治五年(1648年),王船山怀着国恨家仇,在南岳方广寺兴兵起义抗清,因“机事不密”,以失败告终。之后他来到肇庆,继续追随南明朝廷抗清。南明灭亡后,王船山为避清廷缉害,辗转湘西以及郴、永、涟、邵间,隐姓埋名,藏身瑶洞,伏处大山,过着久无宁日的流亡生活。直至顺治十七年(1660年),王船山来到衡阳县金兰茱萸塘,初造小室名败叶庐,次筑观生居,再徙石船山下,去观生居二里许,筑草堂而居,自题堂联“六经责我开生面,七尺从天乞活埋”,“终日孜孜不倦,刻苦自励,潜心著述”。

康熙三十一年(1692年),王船山逝世于湘西草堂,终年74岁,葬衡阳县曲兰乡船山村虎形山麓,遗命其子王攽、王敔以“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”,刊其墓碑,自题铭曰:“抱刘越石之孤愤,而命无从致;希张横渠之正学,而力不能企。幸全归于兹邱,故衔恤以永世。”

王夫之“六经责我开生面,七尺从天乞活埋”的气节和胸怀,对后代的影响绵延不息。其长子王攽“与弟齐名,著有《诗经释略》”;次子王敔“学问渊博,操履高洁,时艺尤有盛名”,系“楚南四家”之一,又有“楚南三王”之誉。到道光年间,王夫之七代孙王世全不忘先辈传统,为弘扬船山精神,于长沙汇刻王夫之遗著18种,名《船山遗书》。王夫之的思想和精神到晚清大放异彩,其后代出力匪浅。

光绪四年(1878年),衡阳县令张宪和为崇祀王船山,在王衙坪王氏宗祠始建船山书院,湘学泰斗王闿运出任船山书院山长,一时有“学在船山”之称。如今在衡阳,以王船山命名的有船山大道、船山公园、船山广场、船山中学、船山小学,“船山踪影”遍及城区各个角落,已成为衡阳的文化名片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,习近平总书记在公开讲话中多次提及王船山及其名言,体现了对王船山思想的推崇。2017年1月1日,总书记在元旦献词中又引用了王船山《尚书引义·太甲二》中的语句——“新故相推,日生不滞”,借以勉励全国人民顺应时代大潮的深刻变化,与时俱进,以改革创新之精神,去实现中国梦。

彭玉麟:以寒士出,以寒士归

在衡阳湘江东岸,坐落着一座古典江南民居,坐东朝西,白墙青瓦,砖木结构,进深一间,面阔五间,厅房后为小梅园。建筑门厅上悬挂着的木匾,镌刻着“退省庵”三个鎏金大字。这便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彭玉麟晚年居所。

彭玉麟(1816年—1890年),字雪琴,号退省庵主人,祖籍衡州府衡阳县(今衡阳市衡阳县渣江)。与曾国藩、左宗棠、胡林翼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。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、兵部尚书。1890年病逝于衡阳,清朝追赠太子太保衔,谥刚直。湖北布政使陈宝箴送上挽联:“不要钱,不要官,不要命,是生平得力语,万古气节功名都从此。”

彭玉麟视权位如草芥,以“不求保举、不受官职”自许,曾六辞高官不就。他以习于军营而疏于民政为由,请辞安徽巡抚;以不懂漕政、性情褊急、见识迂愚为由,请辞督掌八省的漕运总督这一“天下第一肥缺”。然而当国有危难,召之即来,披肝沥胆,不辱使命。当法国侵略越南,西南边境告急时,清廷命彭玉麟以兵部尚书的身份帮办两广军务,他以67岁高龄毅然受命,调兵遣将,重修炮台,置办团练,广西防务迅速得到加强,为中法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中法战争结束后,他接连四次请求辞去兵部尚书。清朝廷对彭玉麟屡次辞官大为不解,彭玉麟上奏解释说:“臣以寒士出,仍以寒士归。”

彭玉麟嫉恶如仇,铁面无私。谭祖纶是彭玉麟的部将,因其杀友夺妻,被彭玉麟闻讯后处斩。就连李鸿章的侄儿秋升依仗权势作恶乡里,也被彭玉麟严惩,纵使李鸿章的弟弟求情也未能免于死,以致当时流传“彭公一出,江湖肃然”。面对强权和部下,彭玉麟坚持原则,不徇私情,即便对亲人也是如此。外甥在他的辖区内任知府,由于贻误军机,被他下令处斩,谁求情都不放过。外甥死后,他撰写挽联一副:“定论盖棺,总系才名害马谡;灭亲执法,自挥老泪哭羊昙。”

彭玉麟一生不治私产,个人生活极为节俭,以“不要钱”为生活准则。时人称食多蔬素,少肉味。一件毛马褂,有虫蛀孔数十处,他还一直穿在身上。在外为官时,当得知儿子花费2000串铜钱对家中的三间土墙老屋进行修葺后,彭玉麟立刻写信回去斥责。然而当国家及社会公益有所需时,他却慷慨大方。彭玉麟早年率湘军水师攻陷田家镇时,清朝廷奖励他4000两白银。面对数目不菲的奖金,彭玉麟却选择了救济家乡百姓和助学。为了传承和发扬湖湘文化,1885年彭玉麟捐银1.2万两,将当时位于衡阳城南闹市区的船山书院迁至湘江中央的东洲岛上,又聘请国学大师王闿运掌教,使得一时有“学在船山”之称。去世前,他将为官几十年的俸禄、养廉银等加起来上百万两的收入,全部捐出来做军费。

如今,彭玉麟捐建的彭氏私塾义学已成为渣江中学,培育了一代代学子。故居“退省庵”是衡阳著名的景点,也是衡阳市纪委建设的全市廉政教育基地,每天都有大量游客和本地党员干部参观熏陶。

罗荣桓:做老实人,办扎实事

衡东县荣桓镇南湾村是一个仅有百多户人家、不足千人的小村庄。周围被峻秀挺拔的金觉峰、凤凰峰和蓬源轩环绕,叱咤风云的开国元帅罗荣桓就诞生在南湾村,并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,直到1927年4月离家,走上革命道路。

罗荣桓元帅在37年的革命生涯中,时刻严格要求自己,保持勤政廉政、勤廉为民的工作作风,保持劳动人民和普通一兵的本色。毛泽东评价他:罗荣桓是个老实人。邓小平评价他:罗荣桓是个厚道人。

在战争年代,风餐露宿、曲肱而枕对于罗荣桓来说是家常便饭。中央根据地内的祠堂、庙宇、草棚、茅舍,长征路上藏民的牛屎房,陕北的窑洞,沂蒙山的庄稼院,他都住过。嫌房子少、设备不好,则是从来没有的事。罗荣桓曾对妻子林月琴说:“住的房子大小,看起来是不起眼的事情,但我们是党的干部,要时时想到生活在基层的人民群众,不能官越做越大,楼越住越高,而离老百姓却越来越远,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做老实人,办扎实事。”

解放后,罗荣桓的名字传遍了家乡各个村落。黑田罗氏是衡东县的一个大家族,罗荣桓同胞兄弟姊妹有8人。罗荣桓考虑到定会有亲友以为他当了大官,来向他谋个一官半职或提出其他不切实际的要求。1949年11月,他打电话给刚刚到职的衡阳铁路局局长郭维城,说:“衡阳是我的家乡。会有很多人想通过你上北京来找我。你要做工作,劝他们不要到北京来。不能让他们免费坐火车。”不久,果然有一些人以罗荣桓的亲戚的名义找郭维城,要求免票乘车进京,都被郭维城一一婉言谢绝。

罗荣桓留在湖南老家的女儿罗玉英,20多年没有见过父亲。1949年底,她听说爸爸“当了大官”,就提笔写了封信。罗荣桓回信教育她说:“你爸爸二十余年来是在为人民服务,已成终身职业,而不会如你想的是在做官,更没有财可发。你爸爸的生活,除享受国家规定之待遇外,一无私有……不能对我有其他依靠。”玉英来京以后,罗荣桓鼓励她首先要刻苦学习文化,后来她参加了工作,父亲又要求她到基层、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。此后,罗玉英去了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,经过几年的锻炼,光荣地入了党。

1963年12月,罗荣桓病重弥留之际交代子女:“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,也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。爸爸就留一句话: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,永远干革命。”罗荣桓虽没有什么遗产留给子女,但是给子女甚至全党留下了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,他的高尚品德和严谨家风被后人一代一代传承。(肖湘东 李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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